民国时期的文人雅士们的思想比常人要开放一些，他们热爱自由不喜欢被束缚，这一点在他们的婚姻态度上也能看出来。仲甫先生的感情经历一直不被大家认可，他抛弃发妻并且和发妻的妹妹高君曼私奔一度被家族成为耻辱，那么最后高君曼为什么离开仲甫？君曼与仲甫为什么分开了？一起来看看吧！

高君曼为什么离开仲甫

其实，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发生裂缝，进而恶化，早已种下了孽根。

在北京时，陈独秀与自由恋爱的高君曼初期感情融洽，相处甚好，也有过一段美好的生活。然而，一个倾倒于陈独秀情怀的高君曼，怎能忍受陈独秀有寡人之疾？在北京时，外面传说陈独秀就常跑八大胡同，因此，街头小报说三道四。对此，高君曼早已有所闻，只是闷在心里。

五四运动后，陈独秀回上海创建中国共产党并当选总书记，名声大噪，然而，高君曼常常指责陈独秀有外遇，寻新欢，在“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”。因陈独秀没有职业，也没有固定的收入，其经济来源主要靠《独秀文存》的版税和稿费，这期间家庭收入明显减少，常常弄得生活拮据，这就不得不使高君曼感到怀疑。与此同时，组织上也有所察觉，但他总是守口如瓶，一个字也抠不出来，而他的住址常有变动，连他的秘书都不知道。更有甚者，1926年1月初，陈独秀突然失踪了——没有到中央机关看文件，连秘书也恐慌起来。秘书报告瞿秋白、张国焘等负责同志，他们也深感惊愕，不得不派人多方探听，四处查寻，但也未觅得踪迹。于是，大家绝望了，以为总书记已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了。张国焘几乎落泪地说：

“老头子(即陈独秀)如果要做官，可以做很大的官，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。”

他的长子，时任广州区委书记的陈延年，也感到蹊跷，怎么近来不见父亲写的文章呢？

总书记失踪非同小可，如果被国民党右派分子陷害，事情可就大了。于是，秘书任作民在《民国日报》上登了一则“寻人启事”，感到事情不妙，后果严重。

同年2月，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，第一项议程竟是讨论陈独秀“失踪”的问题，不料在会议期间，陈独秀突然发来电报说：“已能扶病视事。”这样，大家才松了口气。

大约一个多月后，陈独秀裹着一件厚厚的大衣，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，突然来到中央机关，使同志们既惊又喜，不禁七嘴八舌地问他：“总书记，你到何处去了？”

他笑着解释说：“生了伤寒病住进医院，以为会很快好的，同时，也怕给大家添麻烦，所以，没有告诉机关，请大家原谅！”

然而，大家对陈独秀的突然“失踪”仍感是个谜，后经多方探寻，才得知他和一位年轻貌美、亭亭玉立的未婚女医生寻欢作乐。因陈独秀有胃病常常去医院请这位女医生看病，天长日久，两人感情就渐渐粘合在一起，同时，这位年轻的女医生也被陈独秀之名所迷惑。这样，陈独秀就轻而易举地与其同居，作乐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陈独秀也被撤了职，这位年轻女医生就不得不嫁于他人了。

这位女医生姓甚名谁，一直是个谜。直到六十年后，这位女医生的养女陈虹出现，才使真相大白。她叫施芝英，安徽人。她与陈独秀由病人而恋人而情人，由崇拜而生恋爱，由爱恋而同居，直至1927年3月才分手。施芝英是陈独秀四个妻子中，唯一活到解放以后的人，于1973年病故。

据后来有关部门查明，施芝英亦是安徽人，居住上海安澜路一条长长的里弄里的一幢楼房，能讲一口上海话，也会讲普通话。她家全是红木家具，其家底看样子不错。据邻里老人回忆说，她家曾挂有她20多岁时的一张大照片，引人注目。照片上的施芝英，年轻俏丽，光彩照人，身着高领旗袍，手腕上戴有好几只镯子，手指上戴有猫眼宝石戒指，看上去像是富家女子。事过几十年之后，“文革”中人们才发现她的这幅大照片后面，还夹有陈独秀送她的一帧照片。1973年，她死于脑溢血。

这也许就是高君曼指责陈独秀“在经济上接济心爱的人，过天上的好日子”吧！

1937年8月，陈独秀从南京监狱里释放出来到了武汉，十三四岁的陈虹来找陈独秀，自称是陈独秀的女儿。陈独秀告诉她：“你不是我的女儿，你是你母亲的女儿。”

有人说陈虹可能是个丫头。不过，据见过陈虹的人说，陈虹脸部鼻子以下，很像陈独秀。当时武汉反动报纸还登载此事，说陈独秀“拉屎不揩屁股”。

高君曼悉知此事，面对爱情不专一的陈独秀，岂能容忍，怎能不伤心落泪，心灰意懒！虽经汪孟邹多次劝解，仍然无法愈合，关系急剧恶化。

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大革命失败，由于陈独秀犯下右倾错误，受到了党内的批判和处分，一下子变得情绪消沉起来，由此一蹶不振，这标志着他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，一落千丈。同时，蒋介石又悬赏三万大洋捉拿陈独秀，于是，他不得不改名易姓为王坦甫，从沪上渔阳里秘密地隐居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。谁料，陈独秀隐居永兴里不久，却又与同居一里的邻居、上海英美烟草公司不到20岁的女工潘兰珍搭上关系，直至相爱、同居。这使得高君曼气恨更加难平，愁肠寸断，与陈独秀大吵一顿，声泪俱下，感情彻底破裂。高君曼怒不可遏地责骂陈独秀：

“你丧尽天良，狼心狗肺！既害了我姐姐，又坑了我，毁了我高家。我忍无可忍，只得与你分手，独居南京，让你去寻欢作乐。”

无可奈何而理屈词穷的陈独秀，只得求助于亚东图书馆发行公司出版商，每月资助三十元。这样，身患咯血病的高君曼愤愤不平地携带一对儿女，凄凉地独居南京娘家的几间破旧草屋，直至香消玉殒，也没有去见过陈独秀一面。

才华，有时是负累。

如果高君曼不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，而是个“一字不识的蠢妇”，她就不会被姐夫的风采迷住，也就不会闹出后来的幺娥子。

陈独秀并非翩翩美少年，高君曼迷醉的，是他的才学、名声与见识。高君曼的姐姐高大众与陈独秀一起生活十几年，也没有被陈独秀的才华折服，因为高大众不在意那些东西。

高君曼陪伴了陈独秀十五年。

这十五年是陈独秀一生的高光时刻，他担任北大教授，参加辛亥革命，二次革命，五四运动，宣传马克思主义，筹备建党，都在这个时期。

高君曼作为陈独秀的妻子和助手，给陈独秀很大帮助。她帮陈独秀整理文稿，接待朋友，掩护陈独秀的革命工作，在陈独秀坐牢期间，她奔走营救陈独秀，还陪着陈独秀一起坐过牢。

这十五年，是高君曼一生最美的年华。

然而再浪漫的爱情，也要接受现实的琐碎，再恩爱的神仙眷侣，也要面对烟火红尘的日子。陈独秀与高君曼的自由恋爱，是陈独秀的自由，不是高君曼的自由。